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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荷兰使馆回来的路上，孙书堂对陶砚瓦诡秘一笑，说：老陶你可真行啊，工作都做到荷兰使馆了！听他口气，那幅字是陶砚瓦自己刻意安排的。
陶砚瓦心想，你越是怕人家这样想，人家越是这样想。干脆就回答说：范连登大使还真给面子，知道我要来就把我的字挂上了。只是那幅字是前几年写的，没有代表我现在的水平，太令人遗憾了。另外我也稀里糊涂，忘了朝他要荷兰盾了。
当晚，陶砚瓦想了一夜：这幅字是临时挂上的，还是挂了多时了？是使馆采买的，还是范连登的个人收藏？或者范连登根本就不知道其作者是谁，只不过是什么人随便挑选挂上的？
另外更重要的是尚济民会怎么看这件事。他会认为是陶砚瓦的设计吗？是陶砚瓦想出风头显摆自己吗？甚至是陶砚瓦与荷兰有什么特别关系吗？
想到这里，连陶砚瓦自己都感到问题严重了。
转念再一想：人家挂我陶砚瓦的字，是对中国诗词书法的尊重，我跟他们并无任何私交，也经得起组织调查，甚至是国家安全局的调查，别人怎么猜想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真是庸人自扰！
上述各种情况都有可能，唯一不是可能而是事实的，就是那幅字真真确确挂在了荷兰使馆客厅。
实际生活中，有多少象陶砚瓦碰到的事情！在这个时候，别人怎么想都不足论，只有一把手尚济民的观点才是最重要的，甚至是决定性的。但他不可能再重提此事，他会有意无意地淡化此事，就象刚才他见到这幅字时候一样。
陶砚瓦越想越感觉没意思。就不再想自己的字了。他就想起当年苏东坡的乌台诗案。被人一参，龙颜大怒。一条链子从湖州太守任上锁了，押回开封，动了大刑。可怜堂堂大文豪东坡居士，需这个求情，那个说项，弟弟苏辙还写了《为兄轼下狱上书》，恳求皇帝可怜：“若蒙陛下哀怜，赦其万死，使得出于牢狱，则死而复生，宜何以报！臣愿与兄轼，洗心改过，粉骨报效，惟陛下所使，死而后已”，这才感动神宗，免其一死。但仍然脸上烙了铜印，发配黄州。
如今没有斩杀和大刑了，但另眼相看，划入另类，不予重用，坐冷板凳，还是很常见的。
而苏东坡的问题到底是什么？他弟弟说是“每遇物托兴，作为歌诗，语或轻发”，
还有“愚于自信，不知文字轻易，迹涉不逊”。头一条是文字太轻率，第二条是行为不谦卑。
这两条罪状，放在中国历代包括当下任何有气节的文人身上，不都是常见的通病吗？可为什么有的人平步青云，有的人却被官场淘汰甚至丢了性命呢？
关键是掌握你命运的那个人是谁。他是欣赏你，容忍你，还是讨厌你、收拾你，才是决定你沉浮福祸的根本所在。文人再伟大，却往往是跳在台前的木偶，而跳成什么样，往往取决于后面那两只牵线的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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